1982年初，深圳特区出台了一项土地管理新规，允许外资参与土地开发并缴纳土地使用费，掀起了不小的争论。放在今天来看，似乎只是经济管理的常规措施，但在当时却引发了许多人对改革方向的忧虑。任仲夷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亲自前往深圳了解实际情况，倾听企业和干部面临的挑战。有人提出，过大开放是否会影响国家主权，任仲夷坚决表示：“设立特区，其实是在行使主权。”这句话后来成为广东干部应对外界压力的重要支柱。

几个月前，任仲夷还是辽宁省委书记。自1977年至1980年，他在辽宁的工作多集中于工业和城市管理，深知坚固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辽宁面临放松政策的需求，而沿海地区急需寻找新的突破口。1980年8月26日，中央决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消息传到辽宁后，任仲夷意识到这不仅是划分土地，更是一项全新的尝试，他认为大连具备港口与工业基础，非常适合承接类似任务，于是提交了在大连设立特区的建议。

然而，这一想法并未被采纳，原因在于特区刚刚起步，中央希望集中力量在广东和福建进行试验，以免扩展过快。虽然大连条件优越，但并不是最合适的先行地区。有趣的是，虽然请求未被批准，任仲夷却被中央所关注。邓小平欣赏他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决定将这位愿意探索的新道路的干部调往广东。对任仲夷而言，这次调动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改革试验区域。 千亿球友会

在赴任前，胡耀邦曾与任仲夷交谈，指出不可能在大连设立特区，而是要在广东继续推进。胡耀邦的话虽直白，实则意味着中央认可他的思路，只是将他放到了更大的舞台。邓小平也强调，特区的概念不能只局限于某几片区域，广东和福建都必须努力取得成效。任仲夷十分清楚，广东的改革任务不仅仅是维护深圳的现状，而是要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开放之道。

当时的广东并不轻松，经济基础薄弱，干部缺乏经验，外部环境也充满质疑。每一步改革都可能引发“社会或资本”的议论。任仲夷上任后，首先并未发表大胆言论，而是从调整干部队伍入手，因为他深知，只有敢于担当的人，才能推动新制度的实施。深圳的领导班子调整即是在这种思路下进行，省委决定任命长期在广州工作的梁湘担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起初，梁湘不愿离开熟悉的环境，但在任仲夷的多次沟通与支持下，最终接受了这个挑战，成为深圳早期建设的关键人物。

任仲夷对深圳的要求并不保守，他强调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步子要更大一点，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不能一概拒绝。他认识到，对于一个刚刚试验的地区，这种态度需要干部改变只求稳妥的思维模式。随之而来的压力显现，沿海地区走私问题增多，一些干部甚至涉入其中。1982年1月，中央下发了打击走私的通知，随后在2月召开了针对广东和福建的会议，广东面临的批评愈发尖锐，改革与管理之间的矛盾摆上台面。 千亿球友会

任仲夷并没有将所有责任推给基层，相反，他承认以往在扩大开放时考虑不周，对伴随而来的风险准备不足。这样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放弃改革方向。回到广东后，他组织了全省范围的干部会议，主动承担责任，并提出要在对外和对内进行更大的开放，给予更大的放权。虽然有人提醒他在紧张形势下不该强调改革，但任仲夷坚持说：“中央的改革开放方针没有改变，干部只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出现问题，责任由省委来承担。”

这一番表态的分量在于，他没有回避当下的走私问题，也没有因为局部失误而否定整体探索。他认为，打击违法行为与坚持开放政策并非对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维护纪律底线的同时，继续推进改革。1982年9月的党的十二大上，任仲夷未能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但他依然在广东继续推广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985年9月，71岁的任仲夷卸任领导职务，此时广东的经济活力已经显著增强，深圳也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虽然当年未能在大连设立特区，但任仲夷在广东承担了更为重大的改革任务。这一转折不仅仅是岗位的变动，更是中央在地方试验与干部责任以及制度创新之间的一次深思熟虑的安排。 千亿球友会